上海市生活垃圾房气溶胶中可培养细菌污染状况及种群特征

空气传播病原微生物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活垃圾携带大量病原菌,垃圾房可能会对周围环境及人群健康造成影响.以上海市某别墅区垃圾房、某校园垃圾房和周边某居民区垃圾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垃圾房内和周边环境空气中可培养细菌的浓度、粒径和种群分布特征,解析环境因素与空气中可培养细菌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5个采样点（某别墅区垃圾房、其下风向、某校园垃圾房、某办公楼顶和某居民区垃圾房）的可培养细菌浓度分别为：（1254±92）、（280±123）、（172±47）、（84±18）和（175±174） CFU ·m^-3,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浓度显著高于其他采样点,主要原因是该垃圾房内存在湿垃圾就地处理生化处理设施.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可培养细菌粒径主要分布在1.1~4.7 μm,而其余4个采样点的细菌粒径主要为>7 μm,少数细菌粒径范围为1.1~2.1 μm.本研究5个采样点可培养细菌中优势门分别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和厚壁菌门（Firmicutes）,优势菌属分别为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和芽孢杆菌属（Bacillus）,同时检出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葡萄球菌属（Staphylococcus）和不动杆菌属（Acinetobacter）等机会致病菌.某别墅区垃圾房内生物气溶胶的浓度与温度、相对湿度、PM_2.5和PM₁₀相关性较高,空气中微小杆菌属（Exiguobacterium）与PM₁₀、温度和相对湿度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5个采样点的健康危险系数（HQ）值均小于1,但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价结果表明,3个垃圾房的男性与女性工作人员健康风险均高于相应的基准值.研究结果揭示了生活垃圾房对周围环境气溶胶微生物组成的影响,为评价垃圾房内和周边空气质量提供参考.     

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方法

根据能源强度的定义和能源消费总量的构成,将能源强度细分为生产能源强度和生活能源强度.生产能源强度是影响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生活能源强度快速增加态势应引起高度关注.基于LMDI因素分解方法,将影响2005-2012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为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人均GDP倒数效应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结果表明,能源效率效应和人均GDP倒数效应是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力,而经济结构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成为河南能源强度下降的阻碍因素.为实现“十二五”河南省“双控”目标,除挖掘效率节能潜力外,实现结构节能、合理控制生活能源消费增速十分重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分析

关注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于农民家庭的持久脱贫及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基于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在对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算的基础上,运用倍差法、OLS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实证检验耕地转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耕地转出行为的发生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在帮助部分农户抵御收入风险上起到了积极作用;（2）耕地转出规模的扩大并未显著改善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状况;（3）控制变量也对农户贫困脆弱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和家庭住房净资产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健康状况、现金和存款数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水平;（4）耕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对东、中和东北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农户的减贫作用并不明显。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主体策略演化分析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消费水平提升，垃圾分类治理问题日益严峻。实践经验表明，强制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与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核心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协作模式，对于我国垃圾分类治理具有较好适用性。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主”突出、“多元”不足及其他系统性冲突。为明确多元主体参与策略对“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稳定性的影响，首先，本文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强制实施背景下该模式运行机制及主体动因。然后，构建以承包商、公众和环保组织为主体的三方演化博弈系统，对不同策略组合下系统的演化结果进行演绎。最后，借助数值仿真分析了参与成本、环境收益和政府补贴对主体策略选择及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保组织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最高，公众最低；对于系统运行风险，承包商属于风险偏好者，环保组织属于风险回避者，公众属于风险中立者；承包商对参与成本最敏感，对政府补贴最不敏感，公众则正好与之相反；环境收益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这些发现对于如何提升多元主体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积极性及“一主多元”治理模式的运行效能具有启示意义。